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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26位老干部获颁纪念章 多人曾多次被毛主席周总理接见

归档日期:11-29       文本归类:发射架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昨日,陕西省军区西安第十五离职干部休养所为在所26位老干部颁发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这些老干部中有当年为毛主席、周总理专机负责安全检查和试飞的机械长,有空投我国第一颗氢弹的机长,还有多位都是参加过抗日战争的战斗英雄。

  9月26日上午,西安第十五离职干部休养所院子搭建起舞台,26位老干部身着军装坐在台下。华商报记者了解到,这些老干部年龄最小的86岁,最大的96岁,大部分老干部依然耳清目明,思维活跃。现场,不少拿到纪念章的老干部热泪盈眶,开心地向身边的人展示这枚珍贵的纪念章,这枚纪念章也彰显了老干部的历史功勋和荣誉地位,不仅代表着国家和民族对于苦难历史的铭记,也代表着国家对老干部们曾经作出贡献的认可。

  96岁高龄的于德海老人,15岁就参军,他身经百战,战功显赫。记者了解到,老人是原空军高炮十七师副政委,1923年6月出生,1939年3月入伍,1939年8月入党,历任勤务员、指导员、政治教导员、保卫科长、军事法院院长、师政治部主任、师副政委,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被授予抗日战争独立勋章,解放勋章、抗美援朝勋章,更是受到毛主席、周总理四次接见表彰。

  虽然已经96岁高龄,但老人依然耳聪目明,“你想问我什么或者想让我说什么,你直接对我说,我能听得见。”老人回忆,他15岁那年,目睹了父亲被日本人的炸弹炸死,他就是抱着为父报仇的心思参军的。老人的儿子告诉华商报记者,父亲参加过大大小小的战役不胜其数,在东北全境作战过,后又参加抗美援朝战役,“对于过去发生的一切,父亲记得很清楚,他负过三次伤,现在左脚踝处还有一块弹片没办法取出来。”

  “我们国家从弱到强,这个强来之不易,现在的年轻人要倍加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也祝福祖国更加繁荣昌盛。”于德海老人说。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那一天,空军徐克江机组驾驶着“轰六甲”-21号飞机进行氢弹空投试验。沉寂的罗布泊戈壁大漠上空,瞬时升起了一颗极为神奇壮观的“太阳”。徐克江,作为空投我国第一颗氢弹的机长被载入史册,幸运的是,老人依然健在,作为26名被颁发纪念章的老干部之一,华商报记者有幸采访到他。

  徐克江老人一辈子跟飞机打交道。他出生于1928年7月,1947年11月参加革命,1948年1月加入中国。历任通讯员、会计、审计、飞行学员、飞行中队长、大队长、飞行团政委、副师长、副政委、原空11军后勤部政委等职。军旅一生先后荣立两次三等功,一次二等功,一次集体一等功。他是执行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氢弹空投试验任务的飞行员,多次受到军委表彰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都是过去的事情了。”老人说,他目睹中国一步步从弱到强,看到这些变化,发自肺腑的开心,“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北京的庆祝活动一定非常盛大,我曾经五次驾驶飞机通过广场,接受毛主席的检阅,那都是上世纪50年代国庆的时候,特别自豪特别骄傲。”

  因为参与“两弹一星”的绝密工作,老人的一生都在跟保密打交道,对于很多辉煌的过去老人并不愿意说太多。“怕不怕?当时知道自己要作为第一颗氢弹投放飞机的机长是什么样的心情呢?”听到记者的问题,老人笑了:“不怕,怕什么呢?已经试飞过无数次,心里有底。”那一年,他39岁。

  老人回忆,中国第一颗氢弹空投试验担负投弹任务最开始确定的是徐克江机组和张文德机组两个机组,因为这次执行任务的重大意义,所以训练极为刻苦认线日时,两个机组在核试验场区共飞行训练35架次,投弹35枚(模拟弹),投弹成绩弹着点都在距靶心1000米范围内,且绝大部分都投在了500米范围内。最后确定,徐克江机组为正式执行投氢弹任务的机组,张文德机组为预备机组。

  据公开资料显示,1967年6月17日空投试验当日,还出现了一段小插曲。当天凌晨4时,天还没亮,徐克江、张文德两个机组的人员起床到机场。7时20分许,代号726的徐克江(第一飞行员、机长),带领第二飞行员王庚臣,第一领航员(即投弹员)孙福长、第二领航员(即控制雷达员)杨志贤、设计员袁成小(化名,现改名袁发永)、通讯员梁占河共6人登上“轰六甲”-21号飞机,执行空投试验我国第一颗氢弹的任务,向核试验场区方向飞去。

  7时40分,执行空投任务的驾驶员徐克江机组已经起飞,按预定计划应于8时整进行氢弹空爆试验。8时左右,飞机的轰鸣声由远及近接近目标,人们都屏住呼吸翘首以盼。因为爆炸威力非常大,飞机投下氢弹后需要立即飞离该区域,否则有被氢弹的巨大冲击波冲击的危险。可8时整,空投氢弹的飞机到达预定空域,却没有投下氢弹,而是拐了个弯飞走了。当时亲临指挥中心的元帅也疑惑了,空军指挥员报告说:“投弹员操作中少了一个动作,请求再飞一圈。”

  “晚了20分钟,因为当时我们负责投弹的第一领航员孙福长(即投弹员)太紧张忘了按自动投掷器了,我当时心里也咯噔了一下,整个机组成员都紧张起来了,但作为执飞机长我不能慌乱,当即就决定重新再飞一圈投弹。”徐克江回忆,当时飞机拐弯飞走,机组向地面指挥员请求再一次绕圈飞行进入靶标上空投弹,空军地面指挥员发出口令:“重飞!要沉着,不要紧张!”元帅听到报告后当即答复:“可以!”20分钟后,徐克江驾驶飞机再次飞临预定空域,在预定高度,投下了中国第一颗自行研制的全当量氢弹。

  “由于这次试验的威力大,爆炸点高,确保投弹飞机和试验场区内外人员安全是保证试验能否成功的另一个重要环节。”徐克江老人回忆,当时的任务是绝密的,他们都是在正式接受任务之前才被告知,“虽然不怕,但是也肯定会紧张,我记得元帅当时紧紧握着我的手说‘我相信你们’。”

  徐克江老人回忆,那次之后,党和人民给了他很大的荣誉,“1968年9月30日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我出席了由周总理主持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周年的国庆宴会,后来我又受到毛主席的接见,这些经历我终生难忘。”

  老人因为常年开飞机听力受到一些影响,华商报记者提出的很多问题他都要问一问站在身边的老伴、85岁的王玉兰。王阿姨说,她也是最近几年才知道老伴儿当年竟然做了那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他做的是国家的保密工作,每次出门好久不能回家,我负责照顾好家里的老人孩子,让他没有后顾之忧。”

  “你先跟他聊完,不着急,在这边坐一会,太阳挺好的。”看到记者还在采访于德海老人,牟向五老人很贴心的说了一句。如果不是工作人员介绍,记者也没想到牟向五曾经多年负责毛主席、周总理专机的安全检查工作。

  牟向五原为空十一军航空工程部部长,1930年6月出生,1948年11入伍,历任机械、机械师、机械长、航空工程师、空军工程部副处长、机务处长、空十一军航空工程部部长,多次为周恩来总理在西北地区进行专机组保障,直到现在还在坚持资助多名学生。

  采访之前,华商报记者在公开发表于1995年8月份的《航空史研究》文献上找了一份牟向五老人的自述文章《故障发生在受阅之前》,在这篇文章中,牟向五老人回忆了他参加新中国成立5周年国庆阅兵式难忘的那些事。采访时,老人也和记者聊起了当年的往事。

  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中国从苏联引进了苏式战略轰炸机,从全国轰炸和运输航空兵部队选调了一批骨干力量,组建了我军第一支战略轰炸航空兵部队,牟向五老人当时就是这支部队的一名战斗员。“从开国大典到1959年国庆,每年10月1日都必定会进行阅兵,1954年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5周年大庆,阅兵规模更大些。当时确定让我们这支部队参加国庆大典的阅兵式,让党中央、毛主席和全国人民检阅。”老人回忆,部队很快就制订出了受阅前的飞行训练计划,并投入了紧张地受阅训练,对于这支部队来说,最大的难度不在于精准无误,而在于部队全部飞机都要参与受阅,没有预备机,几十次编队训练直至受阅,飞机没有任何机动余地,这对飞机的各项定时维修和发动机及主要附件更换都提出巨大的考验。

  牟向五老人说,当时他是空勤工程师,他所在的机组是第一梯队长机,紧跟在总领队飞机后面,还肩负着一旦总领队机或者护航机有问题不能参与受阅时,充任总领队机的任务。“我的责任就是检查飞机的机械状况,我组织地勤机组对飞机进行了近三天的检查和准备,到9月29日,上级指示,每架飞机再试飞一次,可就在这次试飞时,我们的飞机第四发动机舱突然起火冒黑烟了。”

  老人回忆,飞机带火迫降安全着陆后,检查发现发动机彻底报废了,“按照正常情况,更换发动机需要7天时间,我们只有30多个小时了,一场抢修飞机的会战就打响了,所有人顾不上吃饭和休息,不到24小时,新换的发动机就启动试车了,各项参数未经调试全部显示正常。”

  1954年10月1日,北京时间不到九点,指挥塔台上空升起了绿色信号弹,顿时一片轰鸣,全机场的飞机一齐启动。按照指挥员的命令,一架接一架地滑向跑道,总领队长机起飞了,护航歼击机也一架跟一架地起飞了,在北京的东南部出现了由一群重型轰炸机编成的空中长龙。“上午10时整,我们紧跟着总领队长机准时通过上空。当时无法看到毛主席向我们招手和群众的欢腾场面,也听不到播音员解说的声音,那些都是以后从电影纪录片上看到听到的,但是那种激动的心情一辈子都忘不了。”

  “转眼就到新中国成立70周年阅兵式了,希望我们祖国越来越强大。”牟向五老人说。 华商报记者 肖琳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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